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筹资额度占80%，是政府直接管理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1][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不是一种由政府资助的团体商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有着本质区别。因此虽说此类案件中是人身损害赔偿，人的健康是无价的，但是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健问题，是实现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内容，它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因病致贫、返贫问题，这与商业保险有着显著的不同。因此，基于新农合的社会基本保险属性，决定了投保人不能因受害而获利。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医疗费是一种财产损失，数额是固定的，即保险利益是固定的，根据保险利益原则，补偿的限额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作为受害人获得的新农合组织补偿的医疗费，根本就不是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受害人在获得赔偿义务人赔偿医疗费后，不能因为自己的投保行为而占有已获得补偿的相关款项。

3、新农合组织直接向当事人追偿，在现实中不具有实际意义。

在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的新农合补偿范围中，我们了解到有他方责任的意外伤害、交通事故等发生的医疗费用均不属于新农合补偿范围。然而，在实务中，虽然受害人受到的是他方责任的意外伤害、交通事故等却能够得到新农合补偿，主要原因是新农合组织工作人员受到欺骗或蒙蔽，误认为受害人因他方责任的意外伤害、交通事故等发生的医疗费用是无他方责任的意外伤害，显然在事前新农合组织工作人员是无法得知事实情况的，而在给付了补偿款之后，新农合组织同样很难察觉到案件的真实情况，因为毕竟新农合与其他保险不同。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需要承担垫付或赔偿义务的保险公司是作为被告直接参与案件的开庭审理的，它们可以通过法院的审理调查而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而新农合组织却与案件无关，不可能直接参与开庭审理，因此对案件的真实情况也就无从得知，显然，要求其主动追偿是不现实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如果受害人因新农合组织的不追偿而受益，必然会导致其他同样享受新农合的农民在遇到类似事情之时进行效仿，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大量新农合医疗资金被套取，另一方面是部分农民仍然看不起病。原本用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新农合医疗资金，在实施的过程中被人为地打了折扣。

人民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一名法官如果仅仅为了追求个案的公平，而罔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置当事人套取新农合资金而不顾或对其视而不见，必然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因此，在遇到这类有他方责任而套取新农合资金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本不能简单的以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而不作处理，而要充分运用其在庭审过程中所调查了解到的事实，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还社会一个公平正义。

四、笔者的几点浅见

鉴于以上几种方法均不可取，笔者认为我们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能单纯的以案论案，就事论事，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时，应该注重社会效果、政治效果，以期真正实现三效合一。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浅见：

1、在侵权案件中，如果受害人与赔偿义务人对事故的发生均负有责任，且受害人与赔偿义务人均系过失才导致事故的发生，新农合补偿款可以抵销受害人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

在这类事故中，虽然有他方责任，但是他方只承担部分赔偿义务，受害人的医疗费自己同样也要承担部分。在受害人承担责任的这部分中，由于受害人主观上系过失，并无主观上的故意，受害人获得新农合补偿的医疗费，可以用于承担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这并不违反保险利益原则。当然这其中还需要我们法官运用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受害人家庭条件较好，不会因事故的发生而出现致贫、返贫问题，我们可以在裁判文书中责令其在获得赔偿义务人的赔偿后，全部返还已经占用的补偿款项或者直接将受害人应予返还的补偿款项自赔偿义务人赔偿的款项中扣下，并将其返还给新农合组织，以此来避免新农合资金被套取。但是，如果受害人家庭条件很差，出现无钱医治伤痛，那么我们不妨

将受害人获得的新农合补偿款，用于减轻受害人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